全国高校国际汉学与中国文化外译学术研讨会(Symposium on Sinology and Translating &.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于2017年5月12日至14日在南开大学隆重举办，该会议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承办。会议共收到相关学术论文180余篇，分5大议题：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国文化（文学）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研究，国际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和中国文化外译人才的培养。

12日晚上举行名刊进校园活动，会务组邀请《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翻译》主编谢天振教授作为嘉宾，与广大与会代表就论文准备与写作进行了座谈。谢教授谈到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认为写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不同，后者需要对某一特定题目进行研究，以深入性和系统性为主，而前者必须注重当下性，因为刊物有当下性的需求，期刊文章要注意接着说（接着已经发表的论文说）和对着说（对已经发表的论文反思），同时要熟悉准备发表期刊的选题方向和体例。

在13日和14日上午的大会主题发言上既有国际汉学学科建设、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和典籍外译研究，也有经验之谈。在学科建设层面，有学者认为应该为汉学成立一个独立学科。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从词源学的角度解读了汉学（Sinology）的由来。“Sin”是西方对中国“秦”的称谓，“sinology”主要是对中国的研究，所以可译为“中国学”，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汉族之学”或“汉代之学”。他认为汉学作为西学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研究，已经慢慢成长为一门显学，这门学问涉及中国的文学、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具有跨学科性，很难将其挂靠在别的学科，并且汉学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在促进中西文化互识、互补，以及在走向共同繁荣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现在应该为汉学安个家，即成立一个独立学科。

为了这样一个学科的建设，清理其模糊的概念范畴成为当务之急。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就为与会代表厘淸了中国学和汉学的关系，以及当代汉学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学研究与汉学研究的关系既表现出统一性又表现出区别性，其统一性表现为这两种研究都从海外的视域出发研究中国的传统经典，如经史子集，其区别性在于中国学研究的范围更广，除了传统经史子集以外，还涉及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学以汉学为基础发展而来，其研究方法从最初研究经史子集的语文学方法转为政治经济方面的社会学、历史学方法。另外，当代欧洲汉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包括蒙学、满学和藏学，在历史上， 汉与蒙、满、藏有过分离，但现在早已是统一的国家，因此需要将这些民族的传统经典统一纳入研究，中国学研究正好能涵盖所有这些研究对象，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具有五个维度，即文明的中国、苦难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和变革的中国，因此需要通过中国学的研究让西方了解一个全面的中国。

对待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学者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适应国外的接受期待。 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就此谈了文化外译的几个认识问题。首先是译入与译出不平衡，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外翻译史主要是译入史，而为数不多的译出史中，翻译主力军是传教士，但这方面缺乏理论思考，这里有一个误解，即认为译入史中所总结的理论适用于译出时的实践。对此认识的解释需要放到历史语境之中，清末民初，大量译入实践是因为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学文化的向往，而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热情远远不及严复、林纾时代中国民众对西方的热情，审美期待不同，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必然要改变，以传统译入理论指导当今译出实践显然不合适。中国传统译论案本-求信主要适用于佛经翻译，神似、化境则适用于当时的文学翻译，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应用到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时的翻译实践。在此基础上，谢教授强调需要澄明三个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中国文化外译应抓住话语权。文化外译不等于对外宣传，后者以尽可能多的方式让西方接受中国，而前者主要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使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第二，认为文学译介应“彼此尊重”、“平等交流”。这种观点对跨文化交流的规律缺乏认识，一般文学翻译主要发生在强文化向弱文化的译介，比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现在西强我弱的文化态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规模地将全集作品译入西方，就很可能不被接受，或难以接受，因此不应该秉持一种所谓的“平等交流”观念，即译入多少，就应该相应地译出多少，否则就是不相互尊重。第三，认为翻译必须忠实，拒绝文化过滤。可以说没有文化过滤的翻译是不存在的，翻译必须考虑到译入语民众的审美心理、意识形态和阅读习惯，并以接收者的尺度对源语文本有所改写、删除甚至添加。

有学者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味迁就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提出了不同意见。 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从海外汉学家英译中国文学时所使用的策略和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误区和措施进行深入思考。他认为中国文学英译选材方面缺乏调研，具有盲目性，翻译过程中采取双重标准，即英译汉以源语文化为指归，汉译英又以译入语文化为指归，同时中国作家为了让其作品顺利进入西方，常常委曲求全，认为自己的作品应该按翻译家的意愿改动。其实成功进入英语世界的作品并非如此，即使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时的改动也征求了作者的意见。另外，汉学家翻译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文化认知不足，源语形式缺失以及纯粹改译、删减等方面。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摒弃单纯强调中国文学作品质量、译作质量，过高估计译入语接受者的审美能力，而忽视译作被接受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因素。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一味迎合西方的审美趣味而失去自我，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惟其如此，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

有学者从典籍外译的角度探讨了国际汉学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系。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详细论述了典籍外译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境界。 第一阶段为汉族汉籍阶段，这一阶段以《论语》、《道德经》、《孟子》等汉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为核心，故这一时代可称为“轴心时代”，这一阶段以汉民族典籍为本位，表现为单向传播（由内向外）和波状传播（由中心到边缘），形成我族主义的境界，即我族文化中心论。第二阶段为民族典籍阶段，这一阶段从汉族典籍扩展到少数民族典籍，涉及民族生态和民族文化的翻译，既包括民族典籍的外译，也涵盖少数民族典籍与汉族典籍的互译，以及少数民族典籍之间的互译，这一阶段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少数民族典籍发展中的过度过程，即从口头文学过渡到书面文学，从集体创作过渡到个人创作，从民语创作过渡到汉语创作，这一阶段的境界为多族主义，即民族文化关系论。第三阶段是海外汉学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海外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创作，较典型的作品如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这些作品后来又被翻译成汉语，再加上跨域边际文化人的自作自译，构成了跨文化的多元形态，王宏印教授由此探讨了异语写作、无本回译等相关译论，这一阶段达到世界主义的境界，即多元文化共生论。

在个人经验方面，南开大学谷羽教授讲述了与俄国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诗歌的几十年的心路历程，即由自己先逐字逐句译出，然后由俄汉学家进行加工润色；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讲述了《俄罗斯汉学文库》（计划约30卷）的编撰经历，提到很多与俄罗斯汉学家交流与合作的轶事，认为没有这些交流与合作，《俄罗斯汉学文库》的编写几无可能；上海师范大学李照国教授回顾了自己翻译《黄帝内经》的经历，认为中医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载体，但是由于现在译者古文功力不足，翻译方面常常出现对源文本理解的错误。

分组论坛共宣读论文160余篇，分别从汉学研究，古典文本外译与传播，现当代文本外译与传播，非英语译本翻译与传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就国际汉学和中国文化外译展开深入交流。 分论坛发言的学人既有著述等身的教授，也有刚刚踏入学术门槛的硕士研究生，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梯队性。此次会议的研究论文涉及多个语种，除了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和汉语等大语种外，还涉及突厥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等小语种。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涉及民族志、译介学、文体学、传播学、比较文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儒道禅经典、现当代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品的传译，以及西方汉学家、传教士的个案研究。

会议最后宣布成立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筹备会，选举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为首任会长，并决定下一届学会会议将于明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研究会的成立为国际汉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为我国高校外语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次会议在中西跨文化语境下推进了对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的澄明与反思，让我们意识到，不仅要看到中国文化典籍在西方社会的存在状态，还需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启发，更重要的是，还应站在中国的视角，看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被曲解和误读。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不代表着中国文化一定要以西方的审美趣味为核心而无底线地改变，还原中国文化的感性、诗性和伦理特征是未来国际汉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