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由狄伯杰翻译的印地语《孟子》一书前言，该书于2016年出版，是由国际儒联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支持的“四书”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四书（The Four Books）——《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南宋（1127——1279年）著名思想家朱熹抽取《礼记》中的两篇《大学》和《中庸》，并同《论语》与《孟子》一起编成儒家思想经典，称为“四书”。由于这四部经典分别出自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子思（公元前483——402年）、曾参（公元前505——436年）、孟子（公元前372——289年），因此也被称为“四子书”。宋元之后，《大学》和《中庸》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考试用书及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汉代至唐代（公元前206年——公元907年）是“五经（《诗经》、《史记》、《周易》、《礼记》、《春秋》）的时代，那么宋代至清代（公元907——1911）无疑则是“四书”的时代。

《孟子》在儒家思想及四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孔学承上启下的重要经典，它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公元前上372——289）原名珂，字子舆，为战国时期邹国（现山东省邹城）人。他早年曾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齐国、魏国、宋国、滕国和鲁国等。他还曾为卿于齐国，但是他的主张并未得到齐国王公的采纳，因此他愤而离开齐国回到家中。孟子归家后将自己的言行主张编著成书，在这个过程中孟子得到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的协助。

印地语版《孟子》书影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仁政”主张。他主张“尊王贱霸”，认为应该尊重帝王，遵守帝王的统治，但同时反对暴政。他主张施行仁政赢得民心，以获天下。孟子的仁政思想（1.5）主张帝王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最后才是君王（14.14），这种施政思想赋予人民最重要的地位。为了宣传他的仁政思想，孟子周游列国，面见各国君主，他见过的君王包括齐宣王、梁惠王、鲁平王、滕文公等。有关君臣关系方面，孟子反对愚忠，主张为臣的不应当盲目地服从君主。“仁政”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善论（5.1,11.2,11.6）。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向善的本性，也就是说人“善良的品性”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本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根本出发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孟子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内部分工理论（5.4）。他一直强调人受自我内在本性的驱动：在这种观点之下他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强调理性思考，认为“心之官则思”，心之官能有思虑之功，可以控制外界物诱。

《孟子》作为儒学四大主要经典之一，最初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述而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孟子》一书完成后，受到西汉与东汉王朝的重视，在当时获得与《论语》齐名的地位。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孟子》一直被归为“子学”，也就是说，处在中国文学传统的第三位：第一位是经学；第二位是史学；第三位是子学。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孟子的著作地位比传统经学著作要低。但到南宋时期，《孟子》就成为与“五经”并驾齐驱的经典了。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源于宋朝程颐、程颢及朱熹等儒学家对《孟子》的推崇。朱熹在他的书中评价《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将其比作运舟之人。明清时期《孟子》被列入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列。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尊为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

对《孟子》的翻译，在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翻译“四书”时即已开始。这些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他在伦敦翻译了“四书”，但是并未获得出版，之后书稿便遗失。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1599——1666年）[1] ，也在伦敦翻译了孟子。《孟子》的译本先后在中国的广州与印度的果阿获得刊行，之后，在巴黎也有重印。

与《论语》一样，《孟子》的英译本不多，但是也能找到一些版本，如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所著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1875），花之安（Ernst Faber） 所著的《孟子学说的不同流派》（Different Schools of Mencicus doctrine,1882）, 赖发洛（Leonard Arthur Lyall）翻译的《孟子》（Mencius,1932），和刘殿爵（D. C.Lau）(1921-)翻译的《孟子》(Mencius，1970)。这些作者中詹姆斯·理雅各的译本最值得一提。除此之外，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1—1930)所作的《孟子的著作》（Works of Mencius，1916）与《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法国汉学家儒莲生(Stanislas Julien，1796——1873年)翻译的《孟子》（Works of Mencius），他的翻译还参考了满文版本。之后还有传教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年）1895年所译的“四书”法语译本。俄国东正教传教士雅金夫·比丘林(1777——1853年)也翻译了“四书”，另一位牧师D.L.西维洛夫（1798——1871年）（俄国汉学家丹尼乐——译者注）也翻译了“四书”与《孟子》。

在印度，相关翻译的情况如《论语》一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孟子》由中文原版翻译成印地语。我非常高兴能够完成这项翻译工作，并期望印度印地语读者从中获得阅读儒家重要经典的乐趣。我们要了解中国，首先需要了解其精神文化，而要了解中国的精神文化，就必须研究儒家经典。

[1] 原文有误，据考证意大利人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1625－1696；1659年入华）与葡萄牙人郭纳爵（Ignace da Costa，1599－1666；1634入华）曾用拉丁文合译《大学》，此处原文将殷铎泽的生卒年标记为郭纳爵的生卒年（1599—1666年），应为信息有误。——译者注。

狄伯杰（B. R. 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著有《印度与中国，1904-2004：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20世纪上半叶的印中关系》《中印关系：展望未来》《从文明视角看中印关系》《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译有《论语》《孟子》《中国诗歌：从诗经到西厢记》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