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4日晚上7点，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系列座谈活动第三讲我们请来了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为我们授课，讲座题目为：中国古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本次讲座的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

一.对中国王权政治的基本看法

李鸿宾教授指出，东西方同时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出现了对历史进行记载的现象。西方的代表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国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同为历史记载，两者有所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多为学者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记载，受前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往往和文学、神话交织在一起，有自己独立的系统。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则依附于王权政治，为政治服务，例如《春秋》一书就是从鲁国的角度看鲁国和其他诸侯国的交往。

所谓“国之大事，在戎与祀”，戎是战争，祀是祭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必经途径，而政权合法性的获得需要天意。西周为了取得政权合法性，称文王家族有义务推翻前朝，建立政权，这一政权就是“天人神授”，所以通过祭祀祖先达到上天和人间之间的通感，通过祖先的合法达到政权的合法。秦汉以来，此传统一直在延续，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把这套学说具体化，从“天下四方”“中国居中”，到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理论和政权结合在一起，五行的运作成为中国人理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念。所以，戎和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核心的东西。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点

这一特点是与地中海世界对比得出的结论，李鸿宾教授为选择地中海沿岸世界作为比较对象做出了解释。阿拉伯文明的历史不是连续性历史，曾出现过断裂性变化，这种断裂的剧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明显，从这个角度来讲，阿拉伯文明和中国文明没有可比性。除此之外，可能与中华文明具有可比性的还有印度社会、地中海社会。其中，印度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可比性在文化方面，国家政治方面没有可比性。英国学者芬纳指出，印度作为一统化国家，存在时间不超过三百年，印度在英国人统治前一直是分裂的，印度的整体历史并非是一统化的国家。排除了其他，只有欧亚大陆西端的地中海世界和中华文明具有可比性，但也并非完全可比。地中海世界早期属于古希腊，后又属于古罗马，一直到1453年被穆斯林世界征服，地中海文明存在了1000多年。而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多属于小国寡民，一般是公国和王国，几乎没有什么王朝。历史上的文化遗传、精神理念会影响当代。当时的欧洲社会不追求国家大一统，大一统帝国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好处。与之相比，中国则选择了集体化的道路，这决定了必须有权力控制，否则将是一盘散沙。中国的地形有内外两层构造，大兴安岭至内蒙古包括外兴安岭到西南腾冲一带，基本上是一个弧形线，把国土分东南和西北两个部分，东部是平原和盆地，有很多可开垦的平原，为巨型农业帝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欧亚非大陆适合大规模耕种的只有中国的中原地区以及长江黄河流域。工业革命之前，地理环境是影响人口多寡的重要原因，东方社会为农耕帝国提供的条件得天独厚，所以出现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巨型帝国。西方没有几乎出现像中华帝国这样的巨型帝国，只有地中海世界还稍具有可比性。中国是巨型国家，人口多、可耕地多、财产多，所以帝制成为当时中国的一种选择，这是国家统合的有效办法。

三.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中国古代史学基本方法的发展脉络是从乾嘉考据到当代实证主义史学。乾嘉考据是中国古代治学的流派，完全依存现有文献，并对文献进行技术性整理，对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进行分析，从而分辨出所记载的历史真相。其背后的理念是历史存在的真实性，即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看法受到现代各种史学流派的批判和攻击）。乾嘉考据学派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高峰，进入近代社会后，受西学冲击，跟西学有机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实证主义史学。18世纪，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学派是兰克学派，兰克学派和中国的乾嘉学派几乎同时产生，考证理念也差不多，都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对历史的研究只能通过文本，官方文献最重要。而今，兰克学派在欧洲已成为明日黄花，中国的实证主义考据在国内仍是主流。虽然国内有很多学派，但今天历史学的训练仍是这一思路，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校勘学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可缺少的技术环节。

另一个重要流派是“汉学”，汉学出现在西汉王朝建立后。汉学有两种：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双方对经文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古文经学遵循文本记载，今文经学喜欢发挥。唐朝后期，韩愈主张复古精神，主张重新回归传统，回到夏商周到孔子时期。宋儒中的二程、周敦颐、朱熹则主张重新阐发经典，这是程朱理学的核心。两相比较，汉学拘泥于古经，宋学重义理，重理论，重阐发。清末的康有为、龚自珍重今文经学，这又和宋学结合在一起。中国古代史上，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到宋学，然后到乾嘉考据到辛亥学，理论一直在来回转。如今，实证主义史学仍是我们今天治传统中国学或者历史学的核心。

四.治学体会

最后，李鸿宾教授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并提出了“从庐山外面看中国”的方法，比如英文视角和日文视角。他认为今天的学术研究依然离不开西学，研究中国史也需要良好的西学素养。只有中西学兼通，才能做好史学，陈寅恪是这方面的典范，杨联陞、张广达先生也是如此，马伯乐、沙畹、伯希和等著名的汉学家也都是如此。李鸿宾教授认为做学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多向一流学者学习，多学习理论。例如欧洲的政治哲学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思路，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多视角看中国史，可以从政治哲学和西方角度来回归中国。研究历史学，应该加强理论系统的研究，这样，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也会顺理成章地进入我们的视野。

李鸿宾简介：

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理事，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古民族关系史（含长城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表专业论文1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等，主编《隋唐对河北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等著作。应邀在国内多所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中正大学、中央大学、中兴大学进行学术讲座，曾受邀到美国康乃尔大学亚洲系讲学。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子课题等项目。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央民族大学“优秀人才”系列，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称号，主讲的《唐史五讲》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