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张西平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是我2007年所申请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成果。

这套丛书的基本设计是：导论1卷，编年8卷，中国古代文化域外传播专题研究10卷，共计19卷。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之前中外学术界从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它突破了以往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局限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主要国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那里的传播和影响，以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我在申请本课题时，曾在申请表上如此写道：

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可以使我们走出“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思维，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以一种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现代价值，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意义。这样的研究对于消除当前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所存在的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焦虑和彷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国重新确立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树立文化自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通过了解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如何经过“变异”，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 通过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文化向外部世界传播的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方法，为国家制定全球文化战略做好前期的学术准备，为国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域外汉学的形成和发展，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学术事业。本课题的设立将打破国内学术界和域外汉学界的分隔与疏离，促进双方的学术互动。对中国学术来说，课题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国内学术界了解域外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进展，以“它山之石”攻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了解了域外汉学界在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从而在观念上认识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学术界本身，而应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与探索。

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这项研究中基本实现了。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绝非我们这样一个课题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方向和领域，需要学术界长期关注与研究。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课题设计的布局上我们的原则是：立足基础，面向未来，着眼长远。我们希望本课题的研究为今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导论中，我们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轨迹，并从理论和文献两个角度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做了初步的探讨。在编年系列部分，我们从文献目录入手，系统整理出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世界主要国家的传播编年。编年体是中国传统记史的一个重要体裁，这样大规模的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编年研究在世界上是首次。 专题研究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主题的深化。

为完成这个课题，30余位国内外学者奋斗了7年，到出版时几乎是用了10年时间。尽管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个研究还是刚刚开始，待继续努力的方向还很多。如：这里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主要侧重于以汉文化为主体，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在其长期发展中，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经典已经逐步融合到汉文化的主干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之一。由于时间和知识的限制，在本丛书中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经典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只是在个别卷中有所涉猎。在语言的广度上也待扩展，如在欧洲语言中尚未把西班牙语、瑞典语、荷兰语等包括进去，在亚洲语言中尚未把印地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波斯语等包括进去。因此，我们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继续完成中国古代文化在使用以上语言的国家中传播的编年研究工作。希望在第二版时，我们能把编年卷做得更好，使其成为方便学术界使用的工具书。

中国文化是全球性的文化，它不仅在东亚文化圈、欧美文化圈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世界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本丛书尽力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多种文化区域传播的图景展现出来。或许这些研究仍待深化，但这样一个图景会使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研究近年来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据初步统计，目前出版的相关专著已经有十几本之多，相关博士论文已经有几十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及教育部课题中与此相关的也有十余个。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开始更加关注这个方向。 应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进步很大，成果显著。但由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崭新研究领域，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例如，如何更加深入地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何从知识和学科上把握这个研究领域？ 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展开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对这些问题笔者在这里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历史：展开中国典籍外译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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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西方汉学文献学亟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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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中译外翻译理论与实践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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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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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法：比较文化理论是其基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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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历史、文献、语言、知识、方法五个方面探讨了开展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域外传播研究必备的学术修养。应该看到，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海外汉学界的学术研究标示着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接轨，这样一种学术形态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从事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时，已经不能无视域外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与其对话，或者认同，或者批评，域外汉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与文化重建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对象。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中国文化研究，揭示中国典籍外译的世界性意义，并不是要求对象国家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接受中国文化的精神，而是说，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翻译进入世界各国文化之中，开启他们对中国的全面认识，这种理解和接受已经构成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中国文化于不同时期在各国文化史中呈现出不同形态，但它们总是和真实的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都说明了中国文化作为他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已经融入世界各国的中国文化和中国自身的文化是两种形态，不能用对中国自身文化的理解来看待被西方塑形的中国文化；反之，也不能以变了形的中国文化作为标准来判断真实发展中的中国文化。

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中，后殖民主义理论从批判的立场说明西方所持有的东方文化观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赛义德的理论有其深刻性和批判性，但他不熟悉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理解和接受的全部历史，例如，18世纪的“中国热”实则是从肯定的方面说明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其实，无论是持批判立场还是持肯定立场，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成为西方文化眼中的变色龙是注定的。这些变化并不能改变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和它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但西方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持有不同认知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文化已成为塑造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因而彰显出来。

从中国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种远游在外、已经进入世界文化史的中国古代文化并非和中国自身文化完全脱离关系。笔者不认同套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对西方汉学和译本的解释，这种解释完全隔断了被误读的中国文化与真直实的中国文化之间的精神关联。我们不能跟着后现代殖民主义思潮跑，将这种被误读的中国文化看成纯粹是西方人的幻觉，似乎这种中国形象和真实的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认为，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和真实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被比拟为云端飞翔的风筝和牵动着它的放风筝者之间的关系。一只飞出去的风筝随风飘动，但线还在，只是细长的线已经无法解释风筝上下起舞的原因，因为那是风的作用。将风筝的飞翔说成完全是放风筝者的作用是片面的，但将飞期的风筝说成是不受外力自由翱翔也是荒唐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对建立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兰克史学理论持一种谨慎的接受态度，同时，对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更是保持时刻的警觉，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说明中国和世界之间复杂多变的文化关系，都无法说清世界上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理论加以说明。长期以来，那种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研究方法应该结東了，中国学术界应该走出对西方学术顶礼膜拜的“学徒”心态，以从容、大度的文化态度吸收外来文化，自觉坚守自身文化立场。这点在当下的跨文化研究领域显得格外重要。

学术研究需要不断进步，不断完善。在10年内我们课题组不可能将这样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做得尽善尽美。我们在做好导论研究、编年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外，还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它们以点的突破、个案的深人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在跨文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向外部的传播与发展。这是未来的研究路径，亟待后来者不断丰富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