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至27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尼尔斯布劳克哥本哈根商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协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哥本哈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来自中国、丹麦、芬兰、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葡萄牙、以色列、印度、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尼尔斯布劳克哥本哈根商学院有关人士，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执行机构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共50多人参加会议，围绕“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会议开始前，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会见了丹麦议会主席团成员、原文化部长和宗教事务部长贝特尔·霍德，丹麦外交部国务秘书李思北，中国驻丹麦大使冯铁，尼尔斯布劳克哥本哈根商学院校长安雅，哥本哈根商学院孔子课堂主任曹伯义等，就本次国际儒学论坛的相关情况以及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座谈。
在会议开幕式上，安雅校长、滕文生会长、贝特尔·霍德部长、冯铁大使先后致辞。
安雅校长代表会议主办方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表示欢迎。她表示，本次论坛以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为主题，共同探讨应对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非常有实际意义。
滕文生会长发表致辞并作主旨演讲。他分别就东西方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及其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互学互鉴及其历史意义、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流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于东西方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及其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他认为，东西方古代文明既具有不同的形成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千百年来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关于东方古代文明的特色与优势，以中国为例。中国古代文明是在漫长的农耕物质生产及其文化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概括来说，其特色与优势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一是倡导和而不同，追求和合统一；二是倡导个人自律，追求集体智慧；三是倡导民本思想，追求理政安民；四是倡导为政以德，追求德法共治；五是倡导中庸之道，追求实事求是；六是倡导天人合一，追求自强不息；七是倡导综合方法，追求整体平衡；八是倡导同舟共济，追求天下为公；九是倡导以德为邻，追求万国安宁；十是倡导革故鼎新，追求与时俱进。关于西方古代文明，以欧洲为例。欧洲古代文明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是在长期工商业物质生产及其文化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色与优势，概括起来说，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倡导天赋人权，追求个性解放；二是倡导人本思想，追求自由平等；三是倡导市场竞争，追求创新发展；四是倡导社会契约，追求民主法制；五是倡导分析方法，追求实证效应；六是倡导实用主义，追求功利为先。此外，他指出，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优势与劣势、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的。因此，对待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科学的态度都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继优汰劣，都应坚持“因时而变、随事制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从而使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共同的发展中，都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关于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互学互鉴及其历史意义，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轨迹一再证明，任何一种社会文明，不管它产生于何时何地，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都是同其他社会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而且都是在彼此的互学互鉴中，促进共同发展的。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他分别列举了不同的历史事件加以说明。他指出，从古到今，人类的各种文明形态，从它们产生的那一天起，都不可能是单独存在和发展的，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打通各种渠道和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相互交流和互学互鉴，并总是在互学互鉴中促进共同进步，实现各自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的。同时，人类的各种文明形态不会也不可能是同时产生和齐头并进的，其产生和发展总是有先有后，其价值和贡献也总是各有特色，而不会是等量齐观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可以独擅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可以独盛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舞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永恒”。
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滕文生会长认为，构成这场世界大变局的主要内容及其标志，突出体现十个方面：一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深重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已经搞不下去了，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二是西方不少国家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其基本思想和做法趋向，就是加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和作用，将政府调控与市场竞争、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公平进一步结合起来。三是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经济社会危机，带头掀起一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浪潮，但这种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损人亦害己的行径注定会走向失败。四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它积存的弊端已日益显现，因此变革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旧的模式、路径、规则、理念，推动它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转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和强烈呼声。五是在世界的东方和南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涌现出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它们正在改变世界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六是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不但没有出现西方一些学者预言的世界将一统于资本主义的所谓“历史终结”，而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开创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新道路和新局面。七是有些西方发达国家极力通过所谓“颜色革命”和发动局部战争，来推销所谓“普世价值”和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分裂和平息所谓“文明冲突”，力图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打造所谓西式民主自由的“成功样板”，但事与愿违都已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这说明在当今世界上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为所欲为、横行无忌的那种历史条件已正在一去不复返。八是世界上长期存在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城市化和其他过度开发以及采取掠夺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污染和浪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和持续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维护好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改善和保护好生态环境，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最紧迫呼声和最强烈要求。九是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迅速孕育兴起，它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无比光明的前景，但同时也会给国家和社会治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如何既充分发挥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为人类福祉和世界发展进步服务所具有的优势与功能，又有效防止它对人类福祉和世界发展进步可能带来的隐忧与弊端，是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面临而又必须共同解决的新的巨大课题。十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已经弊端丛生，无法有效应对当今世界发展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变革和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治理规则、治理模式，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意愿和要求。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滕文生会长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他具体提出了五点看法：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要求，为世界未来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下最适宜的实践平台，就是开展“一带一路”的新型国际合作建设。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确定其应该遵循和坚持的正确原则，才能保证它的顺利实践。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全人类经过漫长奋斗方能最终实现。第五，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也必定会成为这一伟业的始终如一的自觉的开拓者。
贝特尔·霍德部长在致辞中表示，国际儒学联合会开展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儒学中蕴含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理念，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他指出，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特别是思维方式和对国家、社会、家庭的治理方式更是不同。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可以独立于其他文明而存在，国际儒学论坛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平台。
冯铁大使在致辞中表示，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也是一门国际显学，其影响遍及全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我相信这次研讨会必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了解，对我们应对当前全球性的挑战也会大有裨益。他指出，要认识当今的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和历史文化。孔子提倡“和而不同”，中华民族的DNA中没有扩张和霸权。中华文化信奉“达己达人、天下为公”，讲求“以礼待人、合作共赢”。中国人民崇尚和平、和谐、合作和包容。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追求霸权和势力范围。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在致力于使自己国家繁荣强大和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同时，通过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携手共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开幕式上，滕文生会长还向贝特尔·霍德部长、李思北国务秘书、安雅校长、曹伯义主任及尼尔斯布劳克哥本哈根商学院赠送了手书书法作品。书法题词分别为：贝特尔·霍德——和而不同兼善天下，寰球与共世界一家；旭日朝开普天同灿，时芳竞发万苑俱佳。李思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江万里船；四面风云来眼底，万方忧乐到心头。安雅——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迓迎三径友，坐拥百书城。曹伯义——深心托豪素，怀抱观古今；以文交挚友，以友辅其仁。尼尔斯布劳克哥本哈根商学院——教育为根百年树人，文明互鉴异彩纷呈。
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刘玉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美国纽约皇后公共图书馆劳瑞顿分馆馆长Dave Wang、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David Bartosch、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郭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Richard Trappl、葡萄牙中国观察协会主席Rui Lourido、中国驻冰岛原大使王荣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Meron Medzini、北京大学教授Elena Avramidou、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B.RDeepak、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院长Anjalahtinen、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教授马约诺夫、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教授Frédéric WANG、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田辰山、西班牙萨拉曼卡教皇大学Roberto Villasante、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海明、英国巴斯斯巴大学教授Russell ReManning、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郇庆治、人民日报社理论版记者张垚、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SajeMitja、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教授PAUL,Gregor、荷兰莱顿大学教授Mohammadbagher Forough、捷克科学院东方所教授Vladmir Liscak等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别作了发言。综合来看，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
中华文化典籍在欧美地区的传播及其对欧美文明产生的影响，是学者们此次研讨的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文明成为欧洲文明发展的重要外在力量。中国文化和启蒙思想家在18世纪的偶然相遇也重新给了我们反观中国文化，认识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机会。因为，以往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评价都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范围内来评价它的，至多将其放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来评价它，但这次与欧洲文化的相遇，特别是与启蒙思想的相遇，使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化的角度，在更宽泛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文化。有学者分析了儒家政治思想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影响。在美国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美国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试图将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富兰克林认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有一个实行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样的政府应该重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政府的领导者应该由具有高尚道德修养和贤能的人担任。美国的其他主要创立者，如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也同富兰克林一样，运用儒家政治思想，来打造独特的美国政治思想体系。通过这些人的理论创建，儒家思想在美国民主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有学者表示，中国儒家经典《尚书》在17、18、19世纪曾三次被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新发现的18世纪中期的《尚书》拉丁译本，其中有两个手写版本，分别位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喀山联邦大学学术图书馆。通过研究《尚书》不同拉丁文译本背后的原因和情况，有助于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有关文化典籍在欧洲的翻译、传播及影响。关于《道德经》的海外翻译和国际传播，有学者认为，《道德经》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逐步脱离宗教化而走向哲学化的过程。这种把经典文本进行哲学化翻译和诠释的类似工作，即使在《老子》译释的中文语境当中，其实也有其价值，并有深入推动的必要。期待世界哲学有朝一日能够如世界宗教从religion变成religions一般，从单数的philosophy成为复数的philosophies，未来的哲学不再是狭隘的西方哲学，而是包容多样的世界哲学。
关于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学者们认为，世界不同文明的差异不应成为文明冲突的理由，文明的冲突不是世界发展可以选择的方案。通过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可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优势互补，可以弥补不同文明各自的短处和弊端，形成一种差异互补和动态平衡。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符合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规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为改善全球治理提供了可以选择的方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学者从从价值分类角度分析中西方价值体系及其互联互通，中国价值体系具有连续性和主观性，而西方价值体系的特征是分离性和客观性。这两个系统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它们之间可以实现相互联系和相互参照。
关于文化交流与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古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推动了东西方在贸易、思想、宗教、人文等多领域的交流和互动。丝绸之路是一组实际的陆地和海洋路线，不仅允许人类及动物的流通，也包括物质产品，还包括一系列文化价值、哲学、宗教、科学和技术、语言、音乐服饰和饮食习惯等等。这是一种双向影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更深。当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方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利于克服文化障碍和避免文化冲突，增强彼此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实现沿线国家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构建桥梁和纽带。
关于中丹历史上文化交流互鉴情况，学者们认为，中丹1674年开始正式交往以来，两国文明在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交流与互鉴。以安徒生、勃兰兑斯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丹麦文学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直接促发了中国学者在儿童文学、文学批评和存在主义哲学方面的深入而卓有成效的思考与建构；以杨福家、秦仁昌和冼鼎昌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丹麦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日后终成卓越的、举世瞩目的世界性学者，直接促进了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发展。中国古典建筑著作《营造法式》对伍重设计悉尼歌剧院和顾迩素研究的渊源与影响，既为丹麦在建筑方面带来了世界性声誉，又吸引了世界对中国古典建筑思想的思考与借鉴；柏思德等丹麦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激发了中丹两国学者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影响。白慕申和柏思德对于中丹两国官方关系的探究，从种种事实揭示了中丹两国文明互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此外，学者们还就中丹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议题提出了建议，认为对两国有利的中丹之间学术交流的春天必定到来。
关于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对欧洲的影响以及在中国明末清初通过欧洲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国学者的西往所开启的中欧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的情况的问题。学者们表示，从16世纪中期开始，来自葡萄牙（尤其是耶稣会士）的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入中国内地的早期尝试中最著名的是葡萄牙多米尼加加斯帕·达克鲁兹（约1520-1570）和纳瓦雷斯奥古斯丁·马丁·德·拉达。马丁·德·拉达1574年从菲律宾来到中国，他停留的第一站就是福建，在中国期间，马丁·德·拉达仔细考察了每一个地方，并著有《马丁·德·拉达札记》。而中国的郑和曾七次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郑和航海活动的成功与他的领导和管理艺术密不可分，包含了东方的管理智慧。他的航海活动传播了中华文明，表达善意，帮助他人，在此过程中与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贸易及合作的桥梁。郑和的远航活动历史影响深远，对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此外，学者们还就“仁”与“智”的符号学意义、21世纪世界动乱的根源和治理方略、以色列的中国文化研究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儒学论坛”是国际儒学联合会近年来为推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讲好“两个故事”（即讲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而搭建的一个学术平台，已分别在新加坡、韩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中国、秘鲁、伊朗、斯里兰卡、摩洛哥等国成功举办了多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赢得了有关各方的积极评价，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反响，已经成为国际儒联和国际儒学界的一个知名学术品牌。
【撰稿：徐继文、辛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