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4日下午，由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比较文明与跨文化研修班”课程第五讲——语言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在北外国际大厦317教室举办。此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慧林教授。

杨慧林教授首先引入讲座的标题——语言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并用“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来概括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讲座期间，杨教授引出《圣经》中的几句话，指出这几段文字中的哲学含义可能被淹没在中英文译本中，如若查找拉丁文本，或许能发现其中的哲学意味。他指出海德格尔（Heidegger）提出的“Ereignis”一词，并解读了巴丢（Alain Badiou）、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哲学家对于存在、真理、道路、发生等的解读。杨慧林教授认为，海德格尔的“Ereignis”可以译为“缘构”，即“缘起-结构”，并解释了在中国思想中缘起、有无的概念，与西方思想有所对应。

随后，杨教授引出了《圣经》中一句与“道路、真理、生命”相似的“三位一体”句式，提出“道路、真理、生命”的循环是互为论证，is, was and is to come（今在、昔在、永在）是使无法描述的时间得以描述，并解读了哲学家们对此及“事件”进行的讨论，认为描述时间的who is,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并非任何时间，而是being的三种时态，这正是“时间”的缘构（Ereignis）。通过巴丢、德里达（Derrida）等哲学家的解读可以得出，“谓词性描述”（Predicative description）是缘起性动词。

除了对文本及西方哲学家的观点进行解读之外，杨慧林教授还将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比较，通过列举生动的例子，指出中外可能存在表面看似相同，实则逻辑不同的思想。中国思想中也有“Ereignis”，当代西方哲学如若要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国思想可供参考。最后，杨慧林教授总结道，“缘起”应是工具性，而不是概念性的概念，是具有解释力的思想工具。缘构性概念所指向的，并非由此推导的任何意义，而是我们与意义之间结构性的关系。换言之，缘构性概念暗示着我们不可能为意义提供终极的表达，但是恰恰如此，这一结构性关系才使意义的“确定性”得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