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0日19：00，比较文明系列座谈活动我们请来了香港大学宋刚博士为我们授课，讲座题目为“译述经典：晚明至清中叶天主教的《圣经》汉译”。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杨慧玲老师主持。

      在这次讲座中，宋刚博士以“译述”一词为切入点，主要阐释了晚明至清中叶《圣经》汉译的情况。本次讲座分为三部分：

      16世纪晚期，以利玛窦、艾儒略为代表的入华传教士在华广泛地传播西学，“西书中译”活动进入兴盛期。然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圣经》汉译文本，多是节译、选译，或者概括性的意译。可以说，译经工作出现了迟滞。这其中牵涉到复杂的历史因素。首先，明末的入华传教士在译经上有歧见，犹豫不决，错过了机遇。其次，罗马教廷对《圣经》出版有着严格的限令，如烧毁用欧洲当地语言出版的《圣经》，禁止出版任何未经批准的《圣经》译本。中国教区内部纷争引起的“禁教”活动也极大阻碍了译经工作。

      宋刚博士认为，尽管相对于晚清译经工作而言，晚明至清中叶天主教译经工作建树较少，但仍值得重视。 “译经”在明清时期文化交流语境下，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翻译”，而是基于特定的目的、对于原作文字进行不同程度的增删和重新表述。天主教传教士初期做出的努力和成就不容忽视，部分译经文本对后期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具有参考作用。

      宋刚博士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17世纪的早期天主教译经活动，出现明、暗两线的发展。明线是指具有出版许可的公开流传的译本，如《圣经约录》、《教要解略》等核心经文的摘译或节译或《天主降生言行纪畧》、《圣人行实》等部分经卷章节的编译；暗线是指未曾出版、只以手稿或私刻本流传的文本，一般没有出版许可，甚至被明令禁止，如《旧约》史传的古圣故事、教理问答类文本和以贺清泰《古新圣经》为代表的全本《圣经》汉译本。通过对这些文本的梳理分析，可以从整体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圣经》汉译与宗教、文化、语言等因素错综勾连的关系。

      在这一部分，宋刚博士对不同的译经文本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就《若望福音》十一章中耶稣让拉匝禄起死回生这一段，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纪畧》采取用文言文意译的方法，如“出郭哭迎”“吊者咸泣”等词，古雅韵味十足；白日昇、徐若翰《新约圣经》采取直译，语言为较为浅近的文言；贺清泰《古新圣经》采取白话直译的方式；而《衫松行实》则采用白话文意译，如“说完了，高声喊叫”这样的表达，已十分接近现代汉语。

      在《衫松行实》抄本中，不仅采用意译的手法，还加入了不少修辞，形成文学化叙事。如描写恶王养底育谷受天主惩罚而死一章中，“怒上加怒，心肠要裂开”这样的描写，与明清小说的表达有相似之处，具有文学化色彩。

      总的来说，从译经语言上看，十七世纪涌现出数以百计的译经，大多数以文言写就，但也有少数传教士以白话传播教义，形成文、白分野的局面。而到十八世纪白话文日趋繁盛，加之传教形势改变，宣教开始面向中下层民众，译经语言出现转向，译经渐渐倾向于使用白话文。

      从翻译原则上看，以贺清泰为代表的译者主张“按着《圣经》的本文本意”翻译，过度强调逐句直译，时而偏向机械的硬译，形成所谓“欧式白话”。

      在这一部分，宋刚博士对“译述”一词做出阐释和总结。“译”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传递，“述”是指陈述。在明清中西交流的语境下，天主教传教士在译介包括《圣经》在内的西文典籍时，并没有简单划一地使用“译”字，而是用“译述”一词，概念更为深远。

      “译述”不是完全忠于原文，按信实的原则逐字逐句地对译，而是时而混入翻译者个人的阐释和演绎，因而形成了译中有述、述中有译的传译模式。

      在译述过程中，译者采取一定的策略，与中国文化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相调适，并一定程度上绕开了教廷禁译政策的限制；在译经语言上或文言或白话，给读者和后来译者留出了宽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