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0日下午，比较文明系列座谈活动中，我们请来了上海师范大学宋莉华教授为我们授课，讲座题目为“早期传教士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重构”。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杨慧玲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中，宋莉华教授以传教士汉文小说为切入点，阐释了早期传教士怎样借鉴古典小说进行创作，以达到传教目的。本次讲座分为三个部分，如下。

      1739年法国东方学家傅尔蒙为法国皇家图书馆编纂的拉丁文书目《东方手稿部目录》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一份汉籍书目，它表明该馆最先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正是《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1823年马礼逊乘坐滑铁卢号返回英国时，随船带回一万册汉籍，并编纂了简要的目录，从中可以见出，马礼逊收藏的汉籍中包括了14种才子佳人小说。这些小说多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的刻本，其中有不少的珍本。因而，在西方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藏书还是私人收藏，才子佳人小说都是流传最早、数量最多的中国古典小说，同时它们也自然成为最早被译介的中国小说。18世纪以来，才子佳人小说在西方的收藏、翻译和研究已成为其汉学传统之一，较之于其他小说文类，它们在西方读者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都更高，是西方读者接触最早、熟悉程度最高的中国小说。

      19世纪，来华传教士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模仿对象和底本，不仅受到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也有现实的考虑。为了达到传教目的，传教士借鉴了在普通民众中影响甚广的小说的形式。同时，才子佳人小说在域外传播中曾作为汉语教材使用，是传教士易于获得的现成的写作范本。

      来华传教士马若瑟就曾强调小说对于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其著作《汉语札记》中就用小说作为语法书的例句。在这些古典小说中，引用最为典型的就是《玉娇梨》。其中一句“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情意浃洽，全无一点客套“，虽无文学性可言，但在传教士小说中被多次使用，如在《是非略论》(1835)和《赎罪之道传》(1834) ，充分体现了《玉娇梨》作为教材的功能。

      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为了达到迅速成书的目的，已不限于寻章摘句，而是直接将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人物、故事场景和景物描写嫁接到新作中。来华之初，传教士肩负繁重的传教工作，汉语写作能力也有限，要在短时间内从事大量汉语书籍写作，利用他们熟悉的汉语作品进行模仿或干脆移用其中的内容无疑是一条捷径。如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在1834年到1839年之间，用汉语写作出版了至少34部著作，其中很多是长篇巨制。这些著作多为急就章，郭实猎移用中国小说的成书特点在传教士中也最为突出。他的《大英国统志》是介绍英国的书籍，该书有两个版本: 一为小说体，五卷，叙述大清年间叶椟花旅居伦敦的传奇经历。该书对《玉娇梨》文字蹈袭良多，快速成书，现藏于美国。差不多同一时间，郭实猎以史书体例开始撰写另一部《大英国统志》，收藏于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

      传教士的汉文写作小说还通过移用实现对文本进行解构与重构，以达到传教目的。首先，传教士突破了才子佳人小说原有情节模式，摒弃佳人追慕才子的线索，以此解构婚姻爱情的主题，而强化了小人拨乱，着力表现主人公对宗教信仰或人生理想的追求。如《赎罪之道传》，加入了重在描写基督徒对于小人的救赎的情节，加入“所有信耶稣者必能得救，苟不赖耶稣赎罪之恩，该受的苦，比死还加十倍“的句子。第二，在塑造人物时，传教士侧重摹写中国文人的言谈举止、性格特征、心理活动，营造出中国读者熟悉的日常生活环境，但赋予人物新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判断。如《大英国统志》主人公叶椟花富于才学，曾长期在英伦生活。第三，中国古典小说写景状物，有一套传统的话语系统和描写程式，为传教士所承袭，不过其写景的意图在于以景物秀丽赞美造物主，传递出自然神学的思想，即在大自然中发现上帝的作为，从而颂扬其智慧和全能。如《小信小福》，写景中就有”可谓有山川之美，莫逾于此，神天上帝之恩赐自然黼黻“的句子。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初，才子佳人小说在传教士的汉文写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跨语言写作和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传教士通过移用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和内容重构新篇，以期获得中国读者的接受，这对于当今我们在跨文化的文学实践中处理好民族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无启示性。一方面，传教士汉文小说如何处理文化隔阂与冲突的问题变得突出，这对于跨文化交流也更具探讨价值。另一方面，传教士主要是面向中国读者写作的，属于中国古代小说经域外传播之后的文化回流现象，是从中国古代小说之树上生发出的新的枝桠，特别具有跨文化交流和文学实践的样本研究价值。

      传教士的汉文小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有产物，无论是文化内涵还是艺术手法都带有明显的东西方杂糅的特点。在异质文化之间存在隔阂乃至冲突中，如何有效地消除文化对抗，是跨文化交流首先面临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传教士的策略就是以中国古典小说之旧体裁寓西方宗教和文化之新意境，通过采用中国读者习惯和喜爱的文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

      中国小说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吐故纳新，获得了发展。小说作为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元素。传教士在小说中开始引入了第一人称叙事等西方的文学技巧，并塑造了许多不同于传统中国小说的人物形象。同时，主要情节也不再局限于才子佳人的婚恋，或演绎一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或表现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斗争，或由人物现身说法来宣讲西方的政治、文化、风俗等。

      要而言之，才子佳人小说从18世纪开始在西方流传，为西方读者接受，19世纪传教士来华时又以其为底本，通过移用、模仿、改写而构成新篇，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有现象。这一方面可以视为西方社会认可中国古典小说、对中国文学产生审美认同的最直接表白，另一方面对跨语际、跨文化交流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